《牛马走》长篇小说，是先父张恨水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重要力作，连载在1941年5月2日至1945年11月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牛马走”三字取自《汉书·司马迁传》，注：“走，犹仆也。”先父借用这一典故，把抗日中期，日机偷袭珍珠港前后的重庆，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劳动人民像牛马般生活，达官巨贾却是酒食征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丑恶现象，作了有力的控诉和鞭挞。小说以一个刚正不阿、饱读诗书的区庄正一家和一个挂着心理学博土幌子而实际上做掮客的西门德夫妇为正副两条线，牵引出了银行家、官僚、投机商、交际花、小公务员、保长、甲长、轿夫、小贩等形形色色的人，勾勒出了陪都重庆官亦商，商亦官，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平民百姓则求一饱而不能，医生改行，教员转业，林林总总的众生相，由于内容深刻，人物逼真，小说刚一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不久就轰动了重庆市及大后方，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成了重庆《新民报》吸引读者的一张王牌。
《牛马走》写完后，由于先父工作的调动，时局的变化，未能及时出版单行本，使许多读者引为憾事。1954年年底，香港《大公报》旧话重提，又要连载《牛马走》，但是报社的朋友，认为“牛马走”三字，不够通俗，恐怕香港读者不解其意，是否能改一书名，为此父亲拟了两个书名，一为《魍魉世界》，一为《一叶知秋》，报社选了《魍魉世界》作为书名，于1955年1月1日至1956年2月11日连载在该报副刊，但是只连载到第二十八章《她们与战争》就戛然而止，并未载完。1956年春，上海文化出版社亦用《魍魉世界》之名，出版了单行本。但是该社编辑部未征得先父的同意，就擅自作了大量的删节，先父非常不满意，他有一次在闲谈中对我说：“《魍魉世界》莫名其妙地被删去了三分之一，有的细节是苦心推敲的，比如描写那些巨商的豪赌，打扑克牌唆哈，一位金融商，一夜之间输掉了上千万元的一家银行，竟然面不改色，谈笑自若，唯一的动作是用手巾擦了把脸！”说罢摇头叹息，徒唤奈何。虽然父亲感到遗憾，但是《魍魉世界》还是一版再版，直到现在还不断地被数家出版社再版。
我之阅读到《牛马走》，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大约是在1954年，我也不过是个16岁的少年，正是求知欲强，喜欢读书的年龄。在父亲那间卧室兼书房再兼工作室的屋子里，堆满了书，他允许我们自由翻看，用他的话说是“开卷有益”，我经常浸沉在这些古今中外的书海中，使我获益匪浅，对我影响巨大。一次我发现在父亲书橱的底层，有许多父亲未能来得及出版单行本的书稿，有《皖江潮》、《天上人间》（未完稿）、《小西天》、《赵玉玲本纪》（未完稿）、《一路福星》（未完稿）、《岁寒三友》（未完稿）、《雨淋霖》（未完稿），我一口气就把这些书稿看完了，在这些书稿中，我最喜欢的有两部，一是《天上人间》，一是《牛马走》。我为书中区庄正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安贫若素，淡泊自甘的道德操守，所深深打动，父亲极力讴歌的区庄正，不就恰恰是他人品的写照吗！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只顾了保藏父亲已出版单行本的作品，而这些书稿，就大都散失了。运动后期，兄妹们为了挽回这巨大损失，就又着手整理、搜集父亲的作品，在张友鸾、左笑鸿、万枚子、季迺时、陈理源几位父执和海外友人的协助下，十几年的搜寻总算是有了结果，上述书大部分都已找到，在1992年出版的《张恨水全集》均已收录，但我仍为《魍魉世界》不是足本而遗憾。大舍妹明明曾是香港《大公报》特约作者，和报社编辑很熟，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地下室报库找到了旧报，复印两份，下余章节，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当时的重庆《新民报》，把书稿补齐，终于整理出了一部一字未动、一节未删的足本，仍用《牛马走》原名，奉献给读者，弥补了先父的遗憾，也完成了我的夙愿，其乐陶陶，我虽是个滴酒不进的人，也愿为此浮一大白！
张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