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谓此为便。”从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广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明帝立，复旧。及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为世数。
史臣曰：先儒说宗庙之义，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故亲庙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庙也。禹无始祖，汤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数如之。汉立宗庙，违经背古。匡衡、贡禹、蔡邕之徒，空有迁毁之议，亘年四百，竟无成典。魏氏之初，亲庙止乎四叶，吴、蜀享祭，失礼已多。晋用王肃之谈，以文、景为共世，上至征西，其实六也。寻其此意，非以兄弟为后，当以立主之义，可相容于七室。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盈八主。江左贺循立议以后，弟不继兄，故世必限七，主无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议：“权制：谅闇之内，不亲奉四时祠。”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间，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搜，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吉。蒸尝禘于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禘于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即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越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簨泬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迹降于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从之。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鱼：皆所嗜也。先是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氏之庙，遍在郡国，求祀已渎，缘情又疏。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议，谓之迁毁。光武入纂，南顿君已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张衡《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辄祠旧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庙，皆在邺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祎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祎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祎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祎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祎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
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窃闻祗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觐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矣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顺五君，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乃未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故知坛墠无系于阴阳，设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祇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圜丘方泽，于两郊二至辍礼，至于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美。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从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太常丞何諲之议：“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庙礼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末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徵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可”。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成立学，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尝暂废，其间有国讳也。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无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谘谋焉，于以行礼焉。《记》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也’。于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飨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奏。从之。学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晖，实惟国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寻其言父及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也。《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四加玄冕，以卿为宾。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小戴礼记·冠义》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记》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弥与郑注《仪礼》相会。是故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今同于储皇则重，依于诸王则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无专用之道。南郡虽处蕃国，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诏“可”。祝辞曰：“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于穆斯宁。”
永明中，世祖以婚礼奢费，敕诸王纳妃，上御及六宫依礼止枣栗腶脩，加以香泽花粉，其余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嫔，则止遗舅姑也。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曰：“夫人伦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则，繁简之仪，因时或异。三加废于士庶，六礼限于天朝，虽因习未久，事难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损益。案《士冠礼》，三加毕，乃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故醴辞无二。若不醴，则每加辄醮以酒，故醮辞有三。王肃云‘醴本古味，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于经文。今皇王冠毕，一酌而已，即可拟古设醴；而犹用醮辞，实为乖衷。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质之理，又象泮合之义。故三饭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礼成好合，事终于三，然后用卺合。仪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鸑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并同。奏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译文及注释
礼仪繁杂广博，可与天地等量齐观，治理国家设立国君，是人伦之始。三代遣留的文字，在经典诰命中很简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汉初叔孙通制订汉礼，然而班固《汉书》的《礼乐志》没有记载。等到束汉洛阳时期，太尉胡广撰写《旧仪》，左中郎蔡邕著作《独断》，应劭、蔡质也都连缀记载时事，然而司马彪的《礼书》没有采用。曹魏继漠末大乱之后，旧的典章尽数毁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汇集创作朝廷礼仪，然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的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载。吴国是太史令丁孚修补汉代旧典，蜀国是孟光、许慈草创各类典制。晋初司空荀颉依照曹魏故事，撰写《晋礼》，参考古今，代之以节制修饰，羊祜、任恺、庾峻、应贞都参予删改汇集，编成一百六十五篇。后来挚虞、傅咸继承此种创制，但还未完成，中原就沦陷了，现在挚虞的《决疑注》，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束晋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充辑录旧的文字，光禄大夫蔡谟又续修编辑朝廷旧事。宋初因循旧礼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托给诸位儒生，那些过去史书详细记载的，都不再重复记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礼乐，于是诏令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的礼仪，设立研究礼乐的学士及任所，设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派擅长书写的弟子二人。于是汇集前代礼仪，撰写研究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因为内容太多，不再记载。比如郊祭、庙祭、学校的仪式，冠礼、婚礼、丧礼记载的礼节，事情有演变沿革，应当着录现代之事的，详细记载在现在的礼志中。至于车舆旗帜，和过去的同异，另立篇目。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说：“郊祭、殷祭的礼制，不清楚郊祭应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么时候?没有郊祭之前能够先举行殷祭吗?明堂也应该与郊同年祭祀不如果应当祭祀，又有没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职僚属的毁弃设置如何规定?”八座、丞郎、通关博士商讨。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遏议论说：“今年七月应当举行殷祭，明年正月应当举行南郊、明堂祭礼，都是祭祀没有配祀。”殿中郎司马宪议论说：“南郊祭礼没有配祀，飨祠与过去相同；明堂祭礼没有配祀，应当废除祭祀。至于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举行。”右仆射王俭议论说：依据《礼记。王制》，天子先举行夹祭后举行四时祭祀，诸侯先四时祭祀后夹祭。《春秋》载鲁僖公二年夹祭，第二年春拥祭，从此以后，五年殷祭一次。《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一次夹祭，五年一次椅祭。”《春秋经》、《礼记》所论述的谛祭、拾祭和四时祭祀，说得很详细，早先并不以先殷祭后郊祭为嫌忌。至于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据王者创业的功绩，因此杜林议论说“汉代帝业的崛起，并非得自尧，应当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议用舜配祀天帝。蒋济说“汉代时的奏议，说尧已经把帝位禅让给舜，不能作为漠的祖先，舜也已经把帝位惮让给禹，不能作为魏的祖先。现在应当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晋、宋沿袭的即是前面的格式。另查考《礼》以及《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个房间，天子每月在某个房间听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灵，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礼记》说“明堂，是明确诸侯尊卑的”。许慎《五经异义》说“施布政教的宫室，所以叫做明堂。明堂，是兴盛的样子”。《周官。匠人职》说明堂有五个房间。郑玄说“周人的明堂五个房间，帝是一个房间”。早先没听说有文王的寝庙。《郑志》载赵商问道“有人说天子庙的样式像明堂，这是说明堂就是文庙吗”?郑玄回答说“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祀罢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后稷配祀”。袁孝尼说“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宫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着天帝迁就人鬼，就是不义”。太元三年，孙耆之建议说“郊祭用来祀天，所以用后稷配祀；明堂用来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帝的神庙”。徐邈说“既然说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坛，但明堂不是文庙”。《史记》说趟绾、王臧想建立明堂。在当时也没有郊祭配祀。汉又在汾阴设五处祭坛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没有郊祭的配祀。
议论者有人说举行南郊祭礼的当天，已经祭上帝，如果又因为没有配祀而特别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两次祭祀，逭对道义是个玷污。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独断》说“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毕，接着到北郊祭祀，再接着祭祀明堂、高庙、世主困，叫做五供”。马融说“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历正月，五气行事，有的休止有的兴旺，各在相应的时节，举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绩劳作助以形成，也在这月一起总祭明堂”。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证明。近代予以简省，所以明堂与郊祭同在一天，还没有繁杂玷污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作为祭祀虽然相同，祭祀的对象却不同。孔晁有言，说五帝辅佐天帝化育万物，所以有配祀的礼仪，就是祭上帝。至于四郊和明堂，则是原本的祭祀场所，譬如功臣随从帝王享祀，岂能就废弃他们的私庙。况且明堂有配祀的时候，南郊也祭上帝，这就没有顾虑在同一天，现在为什么嫌弃在同时呢。另外《礼记》载“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书．尧典》说“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乱”。《诗经》说“尊显恭奉上帝，怀有求多福之义”。根据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还是必须享祀，五帝作为大神，在道义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帝，可见黄初年间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没有配祀。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牺牲的毛色，意见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是从周开始的”。卢植说“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洁净”。郑玄说“采用辛曰，是人应当斋戒使自己清新洁净”。汉魏以来，有时采用丁曰有时采用己日，然而采用辛日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当的。《郊特牲》又说，郊祭的牺牲缯帛应当采用正色。缪袭根据《祭法》，说祭天地用红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丑月作为正月，牺牲应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王祭天，一律用夏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夏历得到上天的运数。魏采用不同的历法，所以牺牲的颜色不同。现在大齐受命于天，采用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法，郊祭宗庙祭祀采用的牺牲，一律依照晋、宋。认为应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庙。从此以后，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曰，举行南郊祭祀。应该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个辛曰，飨祀北郊。都没有配祀。牺牲的颜色，一律依照旧的典章。
诏令说“可以。明堂可另外详议”。
主管官吏又上奏说：“明堂在礼中找不出明文规定，衹是以《孝经》为准。私下探寻设立祭祀的本意，大盖是文王作为配祀时就祭祀，不作为配祀就不祭。我们认为既然配祀上帝，就要以帝作为神主。现在虽然没有配祀，也不应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对礼仪每每有所折衷，他说‘郊祭是天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这确实是明显的证据。内外百官已经议定，如另加咨询查访，终究不会有不同说法。依据儒家和史籍，尽其一管之见。既然圣上旨意犹豫，诸位下臣不敢详言，应当废除还是设置，仰仗圣上裁定。”下韶说“依照旧制”。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说：“查考从前各代继承帝位，有的仍旧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开始，晋、宋以来，没有统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举行过郊祭，不清楚明年应举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旧交由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商议。尚书令王俭建议：查考秦作为诸侯时，杂乱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统一天下，也没有确定的祠祀。汉高祖秉受天命，沿袭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时，开始祠祀五帝，但没有确定郊祭坛。文帝六年，根据新垣平提议初建渭阳五帝庙。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时，后来经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阴设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设立太一祠，从此以后，两年郊祭一次，与雍地分别祭祀。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祭地点。哀帝、平帝之际，又恢复在甘泉、汾阴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确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阳。魏、晋沿袭，全都依据漠代典制，虽然在时间上有所差别，但大多隔年举行一次。至于继承帝位的国君，参差不统一。应该有确定的制度。查晋明帝太宁三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就郊祭；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二月驾崩，孝武帝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年号郊祭。这是晋、宋两代明确的例证，勉强可依照。认为明年正月应当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后，仍旧隔年祭祀。
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下诏说“可以”。
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书令王俭陈述：查考《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着冬至的来临，隆重地报答天的恩赐，而以冬至日作为主体”。《易说》“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历”。卢植说“夏历是在冬至后，《传》说惊蛰举行郊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以寅月为正月，昼夜的划分开始白昼变长”。王肃说“周于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祭。《春秋传》说“惊蛰郊祭”，则是祈求谷物丰收。谨查检《礼记》《春秋传》二书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卢植、王肃二人的说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减省圜丘、祈谷之礼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现在的郊祭礼，用意在于报答天的恩赐，兼有祈求谷物丰收的意义，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何必非等到惊蛰。史官衹看到了《春秋传》的意思，没有懂得《礼记》的含意。另外查检景平元年正月三辛丑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这些都是近代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有人认为正月初一这一时间有所不便，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亲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礼重要，百官都要列席，虽然是在洁身清心的致斋之中，照样举行不会有疑虑。现在斋戒期内遇到初一，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圣上之心恭敬有加，务求严格整洁，初天，可让散官预设防备，凡是不参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色有异常，就排列在宫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
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期，没有一点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干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阳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配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出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进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进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进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高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高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春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根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配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
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
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点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处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配备大驾。
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阳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根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春秋感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阳位。所以要高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高自己，处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记》说 “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交付外官详议”。国子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处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
骁骑将军虞炎的建议，认为“所施予的诚朴，衹是在一个祭坛，汉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从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离坛场既然很远，郊祭典礼完毕，旋即驾临此处。瓦房与帏帐，无所谓简慢”。祠部郎李揭建议：“《周礼》载‘凡是祭祀都要张开旅祭帐幕，陈设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帏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帏帐，。凡是有关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设立尸次的言论，理应与宗庙相关。古代就撑开帐幕，现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庙的旅祭帐幕，既然可以改为房屋；郊祭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房檐屋脊?”昙隆的建议没能实行。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议雩祭依照明堂礼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歌舞求雨”。郑玄说“雩，是天早时的祭祀。天子对上帝，诸侯以下对上公的神灵”。另外《女巫》说“干旱就歌舞求雨”。郑玄说“让女巫在干旱时的祭礼上跳舞，是崇拜女阴”。郑众说“用女巫求雨”。《礼记。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于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乐舞。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的神灵，祈求谷物丰收”。郑玄说 “阳气兴盛就会长期干旱。山川百源，是能够产生云雨的地方。众多水流产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叹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说是在南郊祭坛的旁边，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从靴鞟到祝敔类乐器是演奏盛大的音乐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礼》是在五月裹写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祭礼制足在国都南郊建坛，祈求上帝诸侯神灵，用八列六十四个童子跳舞，歌唱《云汉》诗，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报。当时博士建议，说原来有祭坛，汉、魏却另加探讨。《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说“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的神灵”。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应当是五精之帝罢了。勾芒等五位神灵，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据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祀。郑玄说“雩祭坛在南郊祭坛的旁边”，而没分辨东西。据查有关地的法则是崇尚右，雩祭坛较郊祭坛地位要低，理应在左边。应当在郊祭坛的东面，坛场的外边建筑雩祭坛。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查考雩祭坛的高度广度，《礼记》、《春秋传》没有明文，依据《觐礼》设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筑祭坛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礼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领诸侯亲自礼拜，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体上可以仿照。就是说现在修筑祭坛应当高四尺，其广度应以四圈为限，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分四层。陈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礼仪。皇查用世担在明堂配祀五帝，现在也应当在雩祭坛配祀。古代初春时举行郊祭祈求谷物长势旺盛，初夏时举行雩祭祈求雨水好，两种祭祀虽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样的。礼制中衹有冬至曰回报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后酬谢帝。现在虽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报答的礼仪，按理不容许另外有酬谢报答之类活动。礼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节省费用，周祭祀灵威仰像后稷一样，各用一头牲畜，现在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头牛犊，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礼仪。逮皇童时丧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乐。至于天旱时歌舞雩祭，大概是表达感叹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欢乐，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读祭辞，衹是祈求上天神灵恩泽罢了。礼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现在的女巫，都不练习歌舞，临时演练，恐怕无法尽快熟悉。依照晋朝的意见，使用童子，或许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的意思。现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祭祀中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品，就让主持者搜求置办。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众人商议明堂祭祀，都主张用世祖配祀。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庄严的祭祀。郑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据二者共享奉祀。应当用祖和宗两人配祀，让文、武双双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议：“周代的文王、武王还推让后稷配祀上天，认为文皇帝应当推让世祖配祀帝。虽然是让尊祖去配祀了，但对圣上父亲也是个荣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议，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的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后留下尊称，历代配祀帝的，何止两位?现在祖宗配祀上帝，应准许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岂不变成了文庙!”下韶说“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说：根据《祭法》“有虞氏谛祭黄帝郊祭学，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樯祀学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 “碲、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祀。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吴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个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肃说“有祖宗之名的庙不毁弃”。如果真像王肃说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应该毁弃，为什么衹称荡、契况且帝王的后人还在，舜会宁愿为尧、题垣立庙，可世间相沿祭祀他们了吗?连主查用直担配祀叁歧，到汉武帝设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个人兼做两处配祀，有违于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没有再造样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认为先帝应将二帝列为祖宗，为高宗建新庙，与世回一起作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圣主尊父之义。先帝相对于逮皇童，论伦常次第是弟弟，论道义尊卑是臣下，设配祀的位置，应该在世担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
国子博士王搞建议：“《孝经》‘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说武王。另外《周颂》‘《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关武王的内容，祇有《执竞》说‘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庙祭祀武王诗，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议：《孝经》记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仪，《祭法》记的是成王归位后所实行的礼仪。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另外孝顺没有比用尊敬的父亲配祀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难道能相对于成王说吗?如果《孝经》所说的，的确是成王所实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说尊敬的父亲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乐歌，《我将》是文王配祀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说法，那么这
二篇，都应该在成王归位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么乐歌?另外《国语》说“周人谛祭学郊祭后稷，把文王作为祖，把娄工作为宗”。童周说“因公时，把塞工作为宗，其后改为把文王作为祖，把武王作为宗”。查考文王是因为文治而被奉为祖，逮王因为武功而被奉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说起来是相通的”。因此《诗经》说“吴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说“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单个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郑玄说“四季在国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气，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顺便祭祀一帝，则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宾客不容有两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体对象。既然礼仪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众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见为准。下韶说“可以”。
太祖做齐王，依据旧制设立五座宗庙。即位之后，设立七座宗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房，遵照礼仪，叩拜完毕，接着到昭后庙室前，根据礼数应当倚门而立，皇上内心犹疑，想让庙裹的执事去做，又想让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庙室前执爵主持。向彭城丞刘织问这事。划职回答说：“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认为太薄情。庙裹的执事就是代替皇上执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诸王不会愿意代替他们。旧的庙祭仪式中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皇上听从了。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掉广陵府君神主。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原状。等到明帝崩，咐祭于太庙，因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区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解释宗庙的含义，根据高祖以下五代后亲情断绝，所以与自己有亲情的祖庙有四辈。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文王、武王作为远祖，所以说周王立七个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把契作为先祖，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其数字与此相符。汉代设立宗庙，违背经典古制。匡衡、责鱼、墓邕等人，空有迁移毁弃的议论，长达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亲之庙衹有四代，吴国、蜀国的宗庙祭祀，失礼的地方已经很多。晋采用王肃的意见，把文帝、景帝作为一代，向上到征西，实际是六个庙。查考其用意，不区分兄弟长幼，应当是为君主立庙，所以同辈可以在七庙相容。等到杨元后崩，征西的庙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杨元后列入世次。宗庙有七座庙室，可神主之数满八个。江左贺循提议以后，弟弟不继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庙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辈，神主则没有一定的数字。宋代中央最初设立五庙，把臧后列入宗庙。依据礼义要求，宗亲的庙也就是四个。在礼义上反而与郑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说按照王肃的意见。白此以后，就沿袭旧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结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续的，好比是对下祭祀夭折的嫡子，与宗庙的数量无关，如果都到祖庙，礼义上没法解释。如果照伊尹的话，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不列入妇人。如果依郑玄的说法，宗庙有亲人的称谓，妻的意思是齐，岂能说是胡乱的祭祀。况且照闳宫的品德，周代七庙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数，杨元后享祀，晋代成为八庙也没什么损害。现在说的七庙，实际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国君，造福后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说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数字如何维继，因此礼官应该谨慎。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议：“暂行制度：居丧期间，帝王不亲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根据晋中朝《谅阎议》陈述说：暂行法典实行之后，丧礼就被取代了，事情兴于汉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丧，没有丧服之名，周王除去丧服，衹要举行宴饮娱乐就会被讥笑。《春秋》的礼义，继位的国君过年后即位，预告就要朝见天子聘问进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要出访各国，重申旧的友好关系”。又说 “诸侯即位，小国要前来访问，继续结好示信，谋划事情弥补缺漏，这是礼重要的内容”。至于居丧期间谋划婚事，三年丧期未完就举行谛祭，齐归居丧期间仍旧打猎，杞公居丧不终止奏乐，都导致讥讽批评，应作为明镜引以为戒。从这些记载来说，朝见、聘问、祭祀等典礼，哭完了之后就要准备举行，婚姻、谛祭、打猎、奏乐等事情，三年之后再举办，通畅堵塞，兴盛废弛，各有缘由。又据《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后，周公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会见诸侯，命令祝雍创作颂词。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之后，“更换丧服儆戒百官，祭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庙的神主藏到祖庙中，这是礼。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后，各位神主仍迁回自己的庙”。《春秋左氏传)“凡是国君哭泣完毕就要拊祭祖庙，拊祭祖庙之后要特别对其神主祭祀，在祖庙中蒸祭、尝祭、棉祭”。先儒说“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庙寝中单独用丧礼奉祀新去世的国君神主，不同于吉礼。在祖庙内蒸祭、尝祭、稀祭，是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各庙的神主，各迁回自己的庙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礼。三年丧期完毕，在祖庙中举行吉礼的碲祭，升入诸位神主之列，确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这些意见，都写在经典诰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晋、宋沿袭，都遵照从前的制度，终止哭泣，因身负国家重任除去丧服，亲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礼义，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礼官提议，皇上不应亲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据《王制》声称“三年丧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举行”。岂不知所谓从天子以下通行，本来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后脱掉丧服，因为事情要权宜处理，放弃丧服穿上皇袍，奉祀尽孝应加以申明，“越绋”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终止之后，还有什么“绋”可越?再依照范宣问难杜预，谯周论士人祭礼的意见，都不再是明确的根据。晋武帝服丧，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丧礼制，至于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为由，没有马上改变旧的制度。南迁江左以来，通儒硕学经历得多了，但都谨守旧制不加改革，礼义岂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来说，公卿大夫，要亲临官署处理政事，新年伊始，要会见各国使节，虽然乐器停止演奏，可是悬挂乐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礼制所贬抑，怎能说他们的内心能平静，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宗庙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许其他祭事都筹备举行，惟独这一典礼废弃呢?就是必须要废弃祭祀，那应该三年一直空缺，然后恢复旧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顿礼制，进退不一，更加违背典制初衷。我认为应该依旧山皇上亲自奉祀。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季的祭祀，进献宣帝面起饼、鸭腔，孝皇后笋、鸭蛋、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肉脍、菹羹，昭皇后茗、栅、炙鱼，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起先是世祖萝见太祖说：“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庙裹向我要吃的，可另为我建祠庙。”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时回青溪宫旧宅，宅内合为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牺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礼仪。
史臣曰：汉代的宗庙，分布在郡国，有所求才祭祀已经亵渎了神灵，依据情分又疏远了。双层房檐的祠堂陵寝，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议，认为这是迁移毁弃。光武帝承继汉王朝，南蛆昼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陆祠祀。建武三年幸临叠医园庙就是证明。张冲《南都赋》说“宗庙肃穆幽静”。从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临章陵，就到旧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设立宗庙，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这屋宗庙没有建成，亲自在建始殿祭祀鸯童，采用家人的礼仪。世祖生发汉明帝一样的梦，开始在旧的宫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礼义上也与从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时的盛事。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议：“现在祭祀有生鱼一条，干鱼五条。《少牢颅食礼》说‘主祭者献上鱼、腊、肤，用十五条鲋鱼’。上边既然说‘腊，，下边必然是‘鲜’。其数宇应该相同。称‘肤，足以知道鳞皮没有毁坏。《礼记》说‘用干负祭祀叫商祭，用鲜鱼祭祀叫艇祭，。郑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现在完整。贺循《祭义》还是用鱼十五条。现在鲜的就减省了，干的全部用。我认为应该干、鲜各两条干的稍微切断头尾，表示保存古义。”国子助教粟惠度建议：“《礼记》称崇尚玄酒加工腥鱼。玄酒不能多，鲜鱼照理应节省。干鱼五条，是因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种等级的酒。现在要干、鲜鱼各两条，礼义上没有依据。”何谨之的建议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束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束将军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谨之建议“功臣配祀，宋代屡次实行，查检其中遣事，题名列位，都写明封蹭的官爵、谧号及名字，文中不称神主，衹是设一个板。《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据此而言，升入庙堂配祀，不容许有神主。宋时板的尺度，已不复存在。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像尚书召板，是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庙旧人也说见到的宋优功臣配祀座位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情见于《仪注》。
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题、侍中坦胤陈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庙，既然从前没有标准。查检宋元后旧例，太尉行礼，太子与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议，拟依照从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庙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礼，太孙跪拜，都与他一起，正式典礼完毕之后，在阴室的祭祀，太孙应该亲自进奠。”皇上下诏说“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仪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中王的六等服装，大裘等级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车，玉辂等级最高，金辂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装，桦衣等级最高，褕翟其次。首饰有三等，副等级最高，编其次。五等车，重翟等级最高，厌翟其次。上公没有大裘、玉辂，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讳衣，因此《祭统》说“夫人穿戴副及讳衣站在束房”。另外郑玄说“皇后有六等服装，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讳衣”。《诗经》说“乘坐翟弗上朝”。郑玄认为翟荛即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乘坐的。现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裤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许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礼仪上处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的礼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这点是不同的，她们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部后部，与王相同；内官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仪仗与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于晋文王去世还称薨，太上皇称崩，那是礼仪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议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那么侍卫随从车驾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无可置疑的。查检齐初神主迁庙，宣皇神主乘坐金辖，皇帝亲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举行完典礼，仍旧陪从神主到新庙，现在应当依照。采纳了这个建议。
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议是否应到宗庙参拜祖先。尚书令徐孝嗣建议：“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庙参拜祖先的记载，宗族繁衍继承祖业，才有虔诚地谒见宗庙祖庙之礼。”左丞萧琛建议：我听说恭敬地拜谒自己的祖先，这一礼义明白地写在《商书》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于晋朝史册。哪有登临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继承王业，却不虔诚觐见祖宗，来到太庙。《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国家，诸侯协同祭祖”。郑玄注说 “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礼祭祀祖宗，秉告继承帝位”。另外一篇说“《闵予小子》，是继位国君朝拜宗庙”。郑玄注说“继位国君是指成王。除去为武王服的丧服，将要开始即位管理国家，朝拜宗庙”。如此看来隆盛周代法典，严明纲纪，身为嫡子居于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两漠由太子继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从五帝，都拜谒宗庙，有关内容载于汉代史书，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拜谒宗庙的事，或许是史书偶尔有阙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说皇上早在束宫做太子时，已经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终止哭泣之后，当即亲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庙拜见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制。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太子在束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祭，如果说以前的虔诚可以代替后来的恭敬，新朝代创始，就无须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礼了。如果认为亲自主持正常祭祀后，再到宗庙拜见是重复，可是从漠到置，庶子继位，都到宗庙拜谒，既然同是有了祭礼，为何衹有庶子继位举行繁杂的礼仪?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后，拜谒宗庙，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谒。时间上没有换君主，还不怀疑两礼重复，何况地位上隔为君臣，却衹用一次拜谒追祭礼敬。应当继承遥远的周、汉的盛大仪范，黜弃近代置、塞的乖异礼仪，朝拜一次宗庙表现的诚信，会迅速传遍万国。奏议被许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腊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会，在斋戒期内发生了食，不知道对社祭有没有妨碍?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书令王俭建议：“《礼记．曾子问》‘天子举行尝谛郊社等五礼范围的祭祀，篮簋等祭器已经摆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丧事才废止。到正当祭祀的那天，发生火灾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击鼓献祭，由来久远，可是篮簋等祭器刚摆好，没有问到。据此来说，斋戒第一天，赶上轻微的日食，就不应当废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孙瑞建议因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祭，朝廷的议论采纳了这一建议。王把天地作为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认为不应废止。”下诏说“可以”。
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驻建议：据《礼记．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向南立在社坛北墙下，其意是对着阴面”。郑玄说“答好比是相对”。“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墙”。王肃说：“阴气向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答之就是与之相对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设置神位，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袭，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坛都朝东，斋官的位置在帝社坛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时弄错，追溯其中道理应当不久。我认为皇齐改变前朝文物制度，礼乐都应更新，中原的神灵，没有比社神更尊贵的，如果仍旧沿袭前代的错误，恐怕有损盛大的典礼。认为二社，说起其字义是不同，若论其神灵则是相同的，神位都应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变成了相互背离。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依照先前朝束。斋官站在社坛东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执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据礼没有异名，现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为太稷，怎能说是稷社呢?腊祭太社日期临近，可依照所奏请的事情处理，改定礼仪制度。
仪曹称治礼学士的意见是：《郊特牲》又说“国君面向南，是与阳相对；大臣面向北，是与国君相对”。如果认为阳气在南，那么神位应朝北；阴气在北，那么神位应朝南。现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坛与阴阳无关，设置神位又怎能拘限于南北。众位神灵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时候，面向北行礼大概是想申明神灵的尊贵，表示追求阴幽的含义。魏秦静让另外营建社稷，说自汉代以来，相沿朝南。汉离周年代隔得不远，鄗城荒废的房基，商丘残余的树，应还有遣存，迷失祭坛方位，没到现在这样，博学的儒者知识通达，不认为是错误。庾蔚之从前已有这种意见，后来徐爰、周景远都有不同意见，仍旧没有改变。
何佟之建议：提出的辩驳引述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臣下面向北与国君相对。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如果相背则在社神位面向南，国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辩驳相符。《郊特牲》说“臣下面朝北与国君相对”。又成了国君与臣下相背。现在说国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释“答”的意思，那么国君朝南就不能称为“答”，《礼记》怎能说祭社时国君朝南“答”阴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国君也应当面向西，为什么在社祭时面向南?在效祭时面向西呢?我的解释不是如此，《礼记》说，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这是表明朝廷集会的时候，昌盛的阳气在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犹如圣人面向南听政，向着光明治理国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阳呢?由此可知祭社时神位朝北，国君与之相对所以朝南；祭天时神位朝南，国君与之相对应当朝北。现在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面向西，这大概是进入祭场的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应接相对时的位置。据《礼记》说“社祭为的是神化地”。又说“社祭祭祀地而主阴气”。又说“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处死”。孔安国说“社祭主阴气，阴气主肃杀”。《传》说：“日食，在社祠击鼓”。杜预说“是谴责各阴气”。社祭执掌阴气的强盛，所以朝北设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虽然也与土地祭祀同样尊贵，可是不具这种意义，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阴祀神位不朝北，便说社祭神位应当朝南。据《周礼》祭社时神位朝南，国君追求阴幽，应当面向北，可是《礼记》说国君面向南，这与相对阴气的意思，追求阴幽的言论不违背吗?魏临时用汉的社坛，社坛、稷坛同在一处，共用一个门口，稷坛在社坛北面，都不是古制。后迁到皇宫南面，自当是遵照礼制。如果像秦静说的这样，就是显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旧事。当时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么史籍。就是依照议论者提出的秦静所说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汉代旧的法度，汉代又是沿袭周代的成规，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坛，都应当朝南，现在为什么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东呢?
治礼学士又向何佟之问难，总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礼学士没有明确的根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实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据《周礼．大宗伯》“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郑玄又说“都有牺牲缯帛，各依照祭器的颜色”。此可知在圆丘祭天用黑牛犊，在方泽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说“凡是阳祀都用脐牲畜，阴祀都用黝牲畜”。郑玄说“醉，赤色；黝，黑色。阳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庙祭祀。阴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是阴祀，用黑色牲畜，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了”．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现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庙、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舆从前的礼制不符。另外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晋以后，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坛陈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现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设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损盛大的礼典。
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论语》说‘牛犊是赤色而且长着整齐的角，即便不想用于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不知道山川之神应当是阴祀不?如果属于阴祀，那就舆用黑色不符了。”
何佟之又发表议论：“《周礼》以祭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祭山川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处方位，因为这些祭祀很重大，应当遵从本色。祭山以下的祭祀，没有记载牲畜的颜色，因为这些祭祀规模小，依照它们崇尚的颜色。这样《论语》、《礼记》的两种说法，怎么不相符?”众人商量认为合适。采纳了这一意见。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议说：听说凡是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圆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春分祭，秋分日拜月，为的是教诲目姓事奉国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义．所以《礼》说“王一定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腰插大圭，手持镇圭，用五色丝绳绕五圈装饰朝拜曰”。屋邈说“天子在春分曰祭，秋分曰拜月”。《觐礼》“天子出束门之外拜曰”。卢植“朝拜曰是在立春”。郑玄说“端应当作冕，朝拜是春分的时候”。《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的镇圭，有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到柬郊朝拜，为的是教导国民尊奉天尊”。所以郑玄知道在这裹端是作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祭，秋天傍晚拜月，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说明所用的确切时辰。马融、翅玄说是用春分、秋分，卢植说是用立春。我认为日是太阳的精灵，月是太阴的精灵。春分时阳气刚在上升，秋分时阴气正向上长。天地是至尊，要在节气开始时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曰月在礼仪等级上次于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这样马融、郑玄的话就符合其本意。汉代是清晨祭，傍晚拜月。魏文帝下诏说“《觐礼》中天子在东门外朝拜，返回后祭祀上下四方神明。《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镇圭，率领诸侯到束郊朝拜日。由此而言，大概在诸侯朝觐时，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因而率领诸侯朝拜曰。汉改变了周的法度，各地王公不再进京朝觐，所以不再到东郊朝拜日，这是符合礼的变化。然而早晚常在宫殿下向东朝拜曰，其礼仪太烦琐。现在采用周代春分祭的礼仪，减除汉代每朝拜的仪式，又没有诸侯朝觐的事，不去束郊祭祀，现在正殿就是举行朝会仪式的场所，宜每每在春分之于正殿祭曰。至于祭月，其文不明。这事大家还没有商议提出意见”。魏秘书监薛循请求发表意见说“过去朝拜在春分，祭拜月在秋分。根据《周礼》朝拜没有固定的期，郑玄说要用春分、秋分，所以就施行了。秋分的傍晚，月多潜藏在东方天际，却向西方祭拜，背离实际太远了。我认为朝拜应该在仲春的朔日，祭拜月应该在仲秋的朔”。淳于睿反驳他，引用《礼记》的话“在东方祭曰，在西方祭月，端正它们的位置”。《周礼》中在秋分闩拜月，一直在历代实行。向西拜月，虽然似乎背离实际情况，但也好比月挂中天却在坑穴祭祀，不再说是背离月亮。据《礼器》记载“划分早晚必须依照月的运行”。郑玄说“出东方，月出西方”。又记载“大明生在东方，月生在西方，这是阴阳的区别，夫妇的分位”。郑玄说“大明，就是曰”．由此可知朝拜向东，祭拜月向西，这大概是各依据自己的方位所在。好比天子东西巡游，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宫职的人，还是向北朝拜，怎么能因为背离实际就怀疑呢?我认为魏代所实行的制度，非常符合礼义增删的本意。晋代初年毁弃圆丘方泽，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礼仪，春分秋分朝拜曰月的仪式，也被替代失去了本意。江左南朝草创，旧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宋代沿袭前朝，没能恢复古制。我们皇齐承受天命统治天下，礼典教化都要更新，我认为应该让盛大的礼典在昌盛的时代施行，春分曰在宫殿庭院的西部，面向东朝拜，秋分日在宫殿庭院的东部，面向西祭拜月，这就是所谓必须依照曰月的运行端正方位的意思。使各地前来观摩教化的人，没有不高兴而且赞美的。天子祭天的礼服不装饰旒藻，大概是依据上天极端质朴的本质，朝拜日不能像祭祀吴天一样用质朴的礼仪，所以戴玄色礼帽装饰三条旒。近代祭祀天，穿衮衣礼帽装饰十二旒，极尽花纹色彩的美丽，造就是古今礼制的变化了。祭祀天与朝拜曰，既然礼服应有所不同，近来天子在小型的朝见中，穿戴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这是本朝等级低于衮冕的礼服，我认为应当穿戴这套礼服祭拜日月，它非常适合祭祀等级的依次降低．我不在礼局任职，轻率地上奏盛大的礼典，确实是越权，低头追想起来极端惭愧。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
永明三年，主管官吏陈奏：“明年正月二十五丁亥，可以祭祀先农，当天御驾亲自耕田。”宋元嘉、大明以后，都是在立春后的亥曰举行，尚书令王俭认为在亥日举行籍田礼，经传中没有文字记载，交给下面详细商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建议：“《礼》记载，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这月的吉举行祈谷礼，又选择吉利的时曰由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卢植说礼中的辰、日是相通的，曰，是从甲至癸；辰，是从子至亥。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日。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阴祀礼卑下靠后，一定是居于末位，亥是辰的最末位，所以<礼记》称元辰，注说吉亥。另外根据五行学说，木生在亥，在亥曰祭祀先农，也符合其意。”
太常丞何谨之建议：“郑玄注说‘吉利的时日，大概就是郊祭之后吉利的亥曰’。亥，是辰中的水位，凡是农垦种植，都存有湿润之意。五行学说认为十二辰组成六个相合，寅与亥相合，正月在束郊耕田，是取月建与日辰相合。”
国子助教桑惠度建议：“查考郑玄把亥日作为吉利时曰，阳生在子曰，吉利起源于亥日，选取属阳的吉曰创造万物，亥又属水，代表十月，五谷依赖其滋润而成熟。”
助教周山文建议：“卢植说‘元，即吉利。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曰。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曰是干，辰是支，祭祀天用曰，祭祀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建议：“《少牢镇食礼》说‘孝孙某某，明日丁亥，用年节礼祭祀皇祖伯某某’。注说‘未必衹有丁亥日，衹是举一天来说明罢了。祭祀太庙的典礼在丁亥日，如果不用丁亥日，就用己亥、辛亥曰，衹要有亥就可以，。郑玄又说‘必须用丁、己，是取其美名。选用的是叮嘱、改变的意思，都是表示尊敬’。如果这样，丁亥衹是祭祀的日期，不足祭祀先农的专门日期。汉文帝在这天举行籍田礼祭祀先农，所以后世的帝王相沿采用，没有别的意思。”
殿中郎顾马之建议：郑玄称是先举行郊祭后的吉利时曰，可没有说必须是亥曰的理由。卢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但也没有固定用辰的证据。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始自汉文帝，他的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事活动开始于籍田礼”。这衹是草就的诏令，没有发现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的吉日。昭帝癸亥日在钩盾管辖的皇家游乐场地耕田，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章帝乙亥曰在定陶耕田，另外辛丑日在坏耕田，魏的至巡照实写明在辛未，不定在一辰，这是两代的证明。推究晋的改变魏，塞的沿袭置，正是信服郑玄的意见，没有不同看法。班固排列亥位说“阴气对应仲秋之月就应该收藏万物，然而如杂有阳气就会阻碍播种”。而且亥既然是属水的辰，天性化育，播种要选取吉曰，就是这个意思圭匡厘排列丑位说“阴祀五帝辅助仲冬之月渲泄气息萌生万物。”排列未位说“阴气受命，辅助君主在五月播种万物，使它们长大茂盛”。因此还伐更选，重蝼改用，参酌从前的用丑，确实都有依据。相互商议奏请用丁亥曰。下诏说“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国学，配置一百五十位学生。其中有爵位乐于入学的有五十人。学生十五岁上学，二十岁回家，收取王公以下包括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现在职以及罢职散官的子孙。选取的学生家离国都都不超过二千里。太祖去世，才停止。
永明三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创建学堂，招收公卿子弟及员外郎的后代，总共配置学生二百人。当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齐。主管官吏上奏：“宋元嘉年问的旧制，学生到校，先用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另外有释莱礼，不知道现在应当举行什么礼?用什么乐和礼器?”尚书令王俭建议：《周礼》“春天入学，举行释菜礼，伴以乐舞”。《礼记》说“学校开学头戴皮弁举行释菜礼，表示敬奉道学”。又说“刚入学，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中朝以后，释菜礼被废，现在所实行的，衹是释奠礼。使用的乐器礼器，都没有明文记载。如仿效七庙祭礼就轻了，比照五礼就重了。陆纳、车胤认为宣尼庙应依照亭侯爵位的礼仪；范宁要依照旦公庙，用王的礼仪；茎宣认为应当把他作为先师，而不要作为臣下，举行释奠礼那天，配备帝王专用的音乐。如此车、陆的主张就失之过轻，二范的主张又失之太重。喻希说“如果达到王的等级自己陈设礼乐，就是在最尊敬的场所滥行奖赏；如果要嘉奖、赞美先师，就是比附得不完备”。查考这一说法，符合情理。皇朝屈尊弘扬教化，用先师之位相待，如同上公，就事而言是恰当的。元嘉时建立学校典礼，裴松之提议应跳六佾舞，因为郊祭的乐舞尚未齐备，所以权且演奏登歌。如今乐器已经齐备，应该三面悬挂乐器演奏，跳六佾舞，牺牲物品及器具，全部依照上公。
这年冬天，皇太子宣讲《孝经》，亲临释奠典礼，御驾也亲临倾听。
建武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永泰元年，束昏侯即位，尚书台依照丞塱年间旧事废除学校。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古代建立国家统治百姓的帝王，必定把教学放在首位，用来节制邪恶的情感，禁绝世俗的欲望，所以能教化百姓裁制风俗，养成良好习性。因此忠孝纯一，信义形成，礼让实行，尊重学校教育，其目标是相同的。因此成均鲜明地记载在古代典籍，虎门显赫地记载在前代经典。陛下圣明敦厚，承继大业，现在皇命已下，废除学校的消息早就传闻，恐怕观览国家盛德光辉的人，会有所议论。如果因为国丧的缘故应当废除，当年汉成帝设立学校，白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未曾有短暂的废除，其间也有国丧。而且晋逮童去世时，他设立的学校还是保存着，这些都是前代不因为国丧废除学校的明确记载。丞塱年间因为没有太子的缘故，废除学校，这不是古制。查考国家设立学校，本意是兴起教化导致国家太平，天子到学校咨询商议，举行祭礼。《礼记》说：“天子出征，接受祖先的旨命，接受学校拟订的谋略。抓获有罪的人回来，在学校举行释奠礼。”又说：“在太学设置三老五更之位赡养老人。天子袒露身体宰割牲畜，持爵献酒，教育诸侯孝悌。”这学校是天子拥有国家的根基，或用其教化天下。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现在所引用的太学并不是相反的证据。据我所见，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晋代初年太学生有三干人，多了之后就会杂滥，惠查时想分辨清楚，所以元康三年才设立国子学，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进入国学。天于离大学到国学，是为了举行典礼。太子离太学入国学，是为了以年龄大小相让。分设太学与国学，这是晋代区别士庶，划分贵贱罢了。然而贵贱士庶，都需要教育化成，所以国学大学两者共存，不是因为有太子所以设立。因此把学校的兴废系在太子身上，这是丞塱时的重大失误。巡崇尚儒雅，几次废置刑法，可是还道谢居三老五更位的老人，是因为进行教育的手段没有精深。古代的教育，家庭有私塾，党有庠，术有序，国家有太学，用讽诵相互切磋。现在的学校非但不应废除，还应更加崇尚教化之道，依据古代制度，让郡县有学校，乡间实施教化。请交予尚书台及太学、国学详
参考资料：
1、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49154513388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