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福同志是实干家，善于作具体的事，而不善于作机关工作。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到沁水县当农林科长。这时期的农林科是新添的部门，从前没有传统，科技人员又缺乏，虽然挂着个指导农林生产之名，可是和实际的农林生产接不上茬。潘永福同志失去了用武之地，摸索了二年也没有摸索出个道理来——后来换了别人也同样对实际的农林起不到指导作用，原因在于那时候的生产资料还属于个人所有，单纯科技的部门指导不了那样散漫的单位。
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同志又被调到县营农场。这也是个新添的单位，归县里的农林科领导，但是潘永福同志觉着这要比当农林科长的工作具体得多。有他个老相识以为他是降了级，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我没有犯错误，到这里来是党的需要。”
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认识潘永福同志的人，往往单纯以为他是个不避艰难的实干家；自他被调到农场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里，才又发现他很有经营计划之才，不过他这种才能仍然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举他三个例子，而且第二个例子比较长一点：
一、开辟农场
沁水县要开辟一个县营农场，而这个农场要具备企业和试验两种性质。地址准备在沁水县东乡的端氏镇，共有土地七十亩，三十亩山地，四十亩平地，职工的住址是镇中间的城隍庙。
潘永福同志到任后，首先感到不合适的是这个住址——上街倒很方便，往地里去便差一点。后来他和镇里交涉，把城隍庙换成了南寺，就比较好些了。
再一个成问题的事就是那三十亩山地。这三十亩地离人住的地方有五里远，还隔着一条小河，土质不好，亩产只是百把斤，不论从企业观点和试验观点看来，价值都不大。可是那时候的土地还是个人所有制，这三十亩地是未被分配过的地主土地，其他已分配了的土地各自有主无法调拨。潘永福同志曾向一个农民提出过调换土地的要求。那个农民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三十亩远地换他近处一亩菜地，还得倒贴他十石小米。潘永福同志一计算，三十亩地一年的产量也产不够十石小米，三十亩换一亩再贴一年产量，这买卖干不着。
换不成，只有农场自己来种了。潘永福同志是种过远地的。他知道这三十亩地种好了能把产量提高一倍，可是从企业观点上看，提高一倍也还是不合算——共产六千斤粮，按六分一斤折合，共值三百六十元；但想种好须得两个长期农业工人，每人每年工资以二百四十元计，须得四百八十元，一年净赔一百二十元。这买卖还是干不着。
隔了几天，潘永福同志对这三十亩地终于想出了应用的办法。他见端氏镇的农民种的棉花多，牲畜饲草不足，自己农场养的牲口也要吃草，草价很高，就想到种苜蓿。种苜蓿花的工本都很少，二年之后，三十亩苜蓿除了自己牲口吃了，还能卖很大一部分；再把地边种上核桃树，又能卖树苗，算了算细账，收入金额要超过粮产，而节余下的劳力用到近处的四十亩地里，又能赶出一部分粮来。账算清了，他便把这三十亩远地种成了苜蓿和核桃树。到了一九五三年，端氏镇成立了青峰农业社，更扩大了棉田，牲畜的饲草更感到不足。这时候，农场的三十亩苜蓿已经发育到第三年，根深叶茂，长得有一腿多高，小核桃树也培养得像个样子了。青峰农业社提出来愿意用镇边的十多亩菜地来换农场的三十亩山地和这地里的苜蓿、树苗，潘永福同志一计算，光三十亩苜蓿的收入也要抵住三十亩中等棉花，只讲经济价值农场还吃一点亏，但是为了便于集中经营，把地换得近一点也还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换过了。要按当年那个单干农民向农场提出来的苛刻条件，换这十多亩菜地，须得三百多亩山地，还得贴一百多石米。
农场的第三个问题是作农事试验的问题。这事潘永福同志自己不在行，又没有这种专门人材，光靠几个上过短期训练班的技术员，也搞不成什么名堂，和实际农业生产还是碰不了头，对企业收入又要有所妨碍。潘永福同志见当地有些群众有到外地买生产树（即干果、水果、花椒等树）苗的，就想起试种树苗来。他想这样既能满足群众需要，又能兼顾企业收入，是件可干的事，问了问县里，县里也说可以干，于是就决定种树苗，种了几年，群众有树苗可买，十分满意；农场也因此增加了企业收入。后来县里见他这样做的成绩不错，干脆把这农场改为育苗场了。
潘永福同志从开办这个农场起，鉴于场子小、工人少、干部多，有碍企业，就和工人们在田间作同质同量的活，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被调往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为止，始终不变。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担任沁水县工会的主席，同时他又是中共沁水县委会委员，被领导方面派往县东乡的蒲峪沟经修水库。
这年冬天，沁水县要开两个中型水库——较大的一个是由省投资，名山泽水库；其次一个就是这蒲峪水库，原决定由专区投资，后来因为由专区经修的水库多了些，又改作由县投资；两个库都由县里派人经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于十月二十七日随同十三个下放干部来到蒲峪。这时候，各公社派来的民工，离得近的也来了一些；县里早已通知水库附近村庄给他们找下了住处。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术员已经画下的库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觉着库址有点不合适，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会技术员，有人说技术员已经往其他小型水库上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库址没有落实，坝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别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有几孔多年没有住过人的旧土窑洞，就和同来的同志商量先拨些人收拾一下给将来的指挥部用；决定以后，就打发了几个同来的同志到附近村里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带来的铁锨参加了这项劳动。
他走到一孔破窑洞旁边，见这孔窑洞的门面已经塌了，塌下来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个窟窿还能钻进人去。他对这一类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认得该从哪里下手。他看准了土的虚实，就慢慢从上层挖虚土。一会，被拨来的民工也都陆续来了。有几个民工见这里已经有人动开手，也凑到这里来参加。一个民工问潘永福同志说：“你是哪个村人？”潘永福同志说：“嘉峰村的！”“参加过水库工作没有？”“还没有！”那人见他说没有参加过水库，觉着不足以和他谈水库上的事，就转问另一个民工说：“可不知道这库是国库呀还是私库？”那个人回答说：“这样大的库，大概是国库吧？”潘永福同志听了莫名其妙，就问他说：“怎么还有私库？”那人说：“你们没有做过水库工的人不知道：国库是上级决定的，由上级发工资；私库是县里决定的，不发工资，只把做过的劳动日记下来，介绍回自己家里的生产队里作为分红工。我看这个库是私库！”“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山泽水库是省里决定的。往山泽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干部参加带队；来这里的民工，没有人带队，只让各自来：不是私库是什么？”“管他是不是国库？把工介绍到队里分红还不一样吗？”“怎么会一样？国库的工资高！”潘永福同志觉着他这种看法传播到民工头脑中，对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评他一下，另一个民工替他说了话。这个人和原来说话的那个人认识，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家伙思想有问题！把工给你介绍回队里去分红，还不和你在家劳动一样吗？你是来修水库来了呀，还是来发财来了？”这个人不说话了。停了一阵，另几个民工又谈起到别的水库上做工的事来——哪个水库吃得好，哪个水库有纪律，哪个水库运输困难，哪个水库吃菜太少……好像他们都是不只在一个水库上做过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们谈出来的事暗自记在心上，作为自己的参考，并且趁大部分民工还没有发现他是县里派来的领导干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参加了两天劳动，访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这时候，民工大部分来了——原调二千人实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调三十头牛，实到十三头。人来了就得组织起来干活。全体民工中只有一个公社来了个干部，其余都是各自来的，只好按地区民选干部，经过动员、讨论后，选出班、排、连、营、团各级负责人和司务长、炊事员等。
组织就绪，就应该开工了，只是技术员没有回来，坝基迁移问题不能决定。潘永福同志这时候又想出新主意来。他想：民工住的村庄，离工地都有几里远，每天往返两次，多误一个半钟头，用在工作上的劳力就等于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窑洞，让全部民工都搬到里边来住；窑洞里挖出来的土垫到坝上，也和取土垫坝一样，并不赔工。主意一定，就从民工中选拔打窑洞行家，共选出四十个人，每人带粗工二十余人，选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窑洞同时开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买，运输不便，又决定选出人来在就近坡上割干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个工，共割了三万斤，一直喂到来年青草出来还没有用完，改作柴烧了。
山泽和蒲峪两库都开了工，物资、工具、运输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尽可能靠自己解决一部分困难，就发动民工自报特技：计报出铁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编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车三人、缝纫一人（愿自带机）、剃头三人、补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没有的买得来就买，买不到就借，也买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铁木工人开了工就地打造。后来各个行业都配备成套，就地试验取得定额，从此蒲峪水库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荆、编筐、自己打铁、自己造车、理发店、补鞋摊、缝纫房、中药铺……各行各业，花花朵朵，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谷中，自成一个小天地。有些民工说这里像个小梁山寨，比得有点道理，此是后话。
这样虽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临时用在为工程服务的工作上，但总还用不完，正经工总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对这样工程技术没有学过，只得尊重技术员的安排，把其余工人调到已经制定的坝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两天，县里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这里来看开工情况。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术员。潘永福同志把他领到工地上，向他说明自己的改变坝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说：“从这里修坝，库容小，又是运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库容要比这里大几倍，又是运土下坡，卧管用的石头又能就地起取，不用运输。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术员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会说：“你的看法完全对！应该移！”潘永福同志说：“要可以的话，早移一天少浪费好多工。责任完全由我自己负，在技术上我听你一句话！你说可移我马上就停了上边的工，明天就移过来！”李思忠同志又答应了句肯定的话，第二天就移到下边新决定的坝基上重新开了工。
又隔了两天，技术员回来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说明了迁移坝基经过，并问他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技术员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请他测算一下两个库址投工、投资、容水等项的差别，计算的结果是：原来的需工四十三万个，现在的是四十五万个；原来的需资二十五万元，现在的是三十万元；原来的可容水八十万方，现在的是三百万方。潘永福对于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数字，觉着和自己的见解有些出入。他向技术员说：“我看用不了那么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坝基是运土上坡，新改的坝基是运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两三倍。”
等到清完了坝基筑坝的时候，运起土来就是省劲，一个小车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开始走一段较平的坡，然后才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边不用再往下推，因为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来了。有人建议用高线运输，潘永福同志说：“用不着！这种没线往下溜，要比高线快得多。”“那是技术革新！”“这比那还要新！”
在五十里外定购了些石灰。石灰窑上和工地定的条约是一出窑就得全部运走，因为他们怕停放下来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库工地上只有那十几头牛，每次全部拨去也不够用，何况有时候还有别的运输任务。调牲口调不来，自己烧石灰又没有青石，也是个不好办的事。有人说打窑洞打出来的土里，有一部分蜡姜石（是一种土色的石头，形状像姜，俗名蜡姜石），可以用来烧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饭的小火炉试烧了几块，真可以烧成石灰，可是修成烧石灰的窑炉，就烧不成，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遍问民工谁见过蜡姜烧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说他听说过要在个两头透气的窑洞里烧。潘永福同志根据老孔的启发，捉摸着打了个窑洞又去试烧，结果烧成了。一连烧了几次，取得的经验是一窑可烧一万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时间是两昼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烧成三十万斤，足够修这个水库用。这一试验成功后，附近各生产队曾派好多人来学习，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经有青草可吃，把割下来没有喂完的干白草也作了烧石灰的柴。
种地的季节到了，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库容里被征购来而尚未被水占了的地，又有人粪、牛粪，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种菜以免收购运输之劳，就又从民工中选出两个种菜能手，自己也参加进去，组成个三人种菜小组——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由下放干部临时帮忙。后来生产的菜，除供全体员工食用外，剩下来的，每个下放干部还缴给县里一千五百斤生产任务。家里没有劳力的民工，有请假回去种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为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去种地，安不下心来，潘永福同志允许他们也在工地附近开垦小块土地，利用工地水肥来种植，产品归他自己。
有了这些安排，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不料到了夏季，发生了点小小变故——请假回家的人逐渐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头。潘永福同志一调查，原因是从外边来的。原来山泽、蒲峪两个水库都不是单纯的拦洪库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为地势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间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泽的活水则需要用临时的小库蓄起来。雨季来了，山泽的小库蓄着几万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来个山洪冲破小库，说不定会把已经做起来的半截坝完全推平。领导方面急了，把山泽未完成的土方分别包给各个公社，限期完成。各个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务，只得增加民工，因为农忙时候劳力难调，有些就把蒲峪请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泽去。同时，蒲峪库这时已经改为由县投资，“国库”、“私库”那种谣传，也影响得一部分落后的民工，以回家为名，暗自跑往山泽。潘永福同志见这原因不在工地内部，也想不出扭转形势的办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电话讨索请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电话向他们讨人的时候，他们说人走不开，问派些牛来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觉着这正是扭转形势唯一的希望，赶紧和他们搞好具体的头数。一两天后，果然来了百余头牛，可是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带瘟病的。有些民工，认得一些牛是他们村里派往山泽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说：“潘部长（他们爱称他这个老衔头）！这都是山泽工地上拉车拉垮了的牛！快给他们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说：“可是退不得！在没有劳力时候，这也是宝贝！”“一个也不能用，算什么宝贝？”“在他们那里不能用，到咱们这里就有用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里是运土上坡，路上又净是虚土。牛上坡一发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进草去，怎么能不瘦？到咱们这里是运土下坡，开头拉得轻一点，每天少拉几个钟头，还是能养过来的！”潘永福同志收到这批牛之后，先请兽医检查过，把有瘟病的挑出来隔离开治疗，把其余的分为重病、轻病、无病三类：重病号除医药治疗外只放不用，轻病号每天使用四个钟头，瘦而无病的每天使用六个钟头，卸了车以后，都着专人成群赶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结果是瘟病的死了四头，其余的抢救过来；重病号养了一段时间又能拉车了；轻病号和瘦而无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渐肥胖起来，恢复了正常的体力。原来是山泽把那些瘦牛病牛退还各公社以后，各公社听民工们说蒲峪工地的牛养得很胖，就把这些牛派到蒲峪来养。这也可以说是“两利”，这批牛对后来蒲峪工地的继续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为民工减少，蒲峪水库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万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资、投工都比原来的预算节约得多。
三、移矿近炉
一九六〇年秋收时节，各个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劳力压缩一部分回农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来人。潘永福同志因为在这里领导修水库，长期把自己负责的工会工作托付给会里其他同志做着，这时候水库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县里看看去，于是把工地上的事托付给指挥部的同事们，自己便回到县里。
这时候，县西南乡的中村铁厂，正修建着五里长一段运矿的土铁路，也因为民工回家收秋而几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铁厂去，因为他又是县党委委员，县委会便托他顺路看一下有关土铁路的情况。他到达铁厂后，铁厂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矿石已经从山顶用高线运输法运到了一个山沟里，只等这里的土铁路建成才能接运回来，要是土铁路停了工，矿石运不到，铁厂就不能开工。
潘永福同志觉着此事对铁厂关系重大，就到运输现场去观察了一番，见到的情况是这样：采矿的地方离铁厂十八里，地名轧儿腰，在一个山头上，原来有一条路可通胶皮大车。现在全线的运输设计是从矿洞所在的山头上把两条铁线架到个较低的山头上算作第一段高线，再从这较低的山头上把同样的铁线架到山沟底，算作第二段高线。这两段高线已经架通使用起来，只是较低的山头上卸矿和装矿还放不到一个地点，因此第一段溜下来的筐子无法就原筐子转挂到第二段线上，还得这一边倒在地上那一边再拿筐子装起搬运到第二段线头上去挂。现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铁路，是准备用来接这已经溜到山沟里的矿石的，不过只能接到沟口的较宽处，再往里边还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岩狭谷无法修通，只好用人担出来再往车上装。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后一合计，觉着这样是个傻事：高线上每筐只能装一百斤，狭谷里每人也只能担一百斤。每筐装一次只算五分钟、卸下来倾倒一次只算一分钟，每筐或每担装卸一次共是六分钟，每吨每段就得两个钟头，三段共是六个钟头。需用六个钟头才能把一吨矿石送到土铁路上的车子上，若用胶皮大车运输，走下坡路只架一个辕骡每次也能拉一吨，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过用四个钟头。这套运法且不用说运，光装筐也比胶皮大车慢了。他把他这意见向铁厂的负责同志一说，铁厂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把土铁路的工停下来。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个老汉，也是旧相识。潘永福同志问他说：“你们这里除了轧儿腰，别处就没有矿吗？”“十八条也有！”“好不好？”“和轧儿腰的一样！”“十八条离这里多么远？”“就在村西头，离铁厂半里远！”“啊？”潘永福同志有点惊奇，接着便又问：“铁厂的人不知道吗？”老汉说：“说不清！人家没有和咱谈过！”潘永福同志又向铁厂说明了这个新的发现，并建议去刨一刨看。结果按照那老汉指点的地方刨出来了，和轧儿腰的矿一个样，只要查明蕴藏量够用的话，就用不着再研究轧儿腰的运输问题了。
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像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就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