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中学生，拿着书本来到家里上课，郎华一大声开讲，我就躲到厨房里去。第二天，那个学生又来，就没拿书，他说他父亲不许他读白话文，打算让他做商人，说白话文没有用；读古文他父亲供给学费，读白话文他父亲就不管。
最后，他从口袋摸出一张一元票子给郎华。
“很对不起先生，我读一天书，就给一元钱吧！”那学生很难过的样子，他说他不愿意学买卖。手拿着钱，他要哭似的。
郎华和我同时觉得很不好过，临走时，强迫把他的钱给他装进衣袋。
郎华的两个读中学课本的学生也不读了！他实在不善于这行业，到现在我们的生命线又断尽。胖朋友刚搬过家，我就拿了一张郎华写的条子到他家去。回来时我是带着米、面、木柈，还有几角钱。
我眼睛不住地盯住那马车，怕那车夫拉了木柈跑掉。所以我手下提着用纸盒盛着的米，因为我在快走而震摇着；又怕小面袋从车上翻下来，赶忙跑到车前去弄一弄。
听见马的铃铛响，郎华才出来！这一些东西很使他欢乐，亲切地把小面袋先拿进屋去。他穿着很单的衣裳，就在窗前摆堆着木柈。
“进来暖一暖再出去……冻着！”可是招呼不住他。始终摆完才进来。
“天真够冷。”他用手扯住很红的耳朵。
他又呵着气跑出去，他想把火炉点着，这是他第一次点火。
“柈子真不少，够烧五六天啦！米面也够吃五六天，又不怕啦！”
他弄着火，我就洗米烧饭。他又说了一些看见米面时特有高兴的话，我简直没理他。
米面就这样早饭晚饭的又快不见了，这就到我做女教师的时候了！
我也把桌子上铺了一块报纸，开讲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声。郎华一看，我就要笑。他也是常常躲到厨房去。我的女学生，她读小学课本，什么猪啦！羊啦，狗啦！这一类字都不用我教她，她抢着自己念：“我认识，我认识！”
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她认识的字，她就先一个一个念出来，不让她念也不行，因为她比我的岁数还大，我总有点不好意思。她先给我拿五元钱，并说：
“过几天我再交那五元。”
四五天她没有来，以为她不会再来了。那天，我正在烧晚饭，她跑来。她说她这几天生病。我看她不像生病，那么她又来做什么呢？过了好久，她站在我的身边：
“先生，我有点事求求你！”
“什么事？说吧……”我把葱花加到油里去炸。
她的纸单在手心握得很热，交给我；这是药方吗？信吗？都不是。
借着炉台上那个流着油的小蜡烛看，看不清，怕是再点两支蜡烛我也看不清，因为我不认识那样的字。
“这是易经上的字！”郎华看了好些时才说。
“我批了个八字，找了好些人也看不懂，我想先生是很有学问的人，我拿来给先生看看。”
这次她走去，再也没有来，大概她觉得这样的先生教不了她，连个“八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本篇创作于1935年3月至5月间，首刊于何处不详，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商市街》)